从小说的章节名即可见一连串生活中常见的物什：收音机、电报、电话、车床、衣车、电视机、汽车、游戏机……作为极类日本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，出现这样一本关于物的小说似乎并不令人奇怪，双声部的小说架构既有米兰·昆德拉一系欧陆小说家的哲学思辨，又不自觉地显现出村上春树文学中的都市踟蹰感来，而故事最后的结局也有点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的意味。 
　　当然，更多的还是董启章自己，他曾坦承这一部写得很自我，书中藉着一封封书信，“我”串连起了自己家族三代人的故事，从阿爷和阿嫲的相识、爸爸如何因为电话遇见妈妈，以及自己跟如真之间那阴差阳错的录音带。很明显，那些关于祖辈父辈的记忆夹带有董启章自己的私货，从阿爷阿嫲时代的电报、到二十世纪中叶成衣业的勃兴，无不是以私历史的角度来观照香港近百年的变迁，无论董启章把这座城市命名为维多利亚城还是V城（Visible Cities）。 
　　栩栩、如真既是两声部的女主角，又显然脱胎自成语“栩栩如生”，更上承《庄子·齐物论》那句：“昔者庄周梦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，自喻适志与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觉，则茫茫然周也。”使人阅毕掩卷不得不深思董启章所述的真实与可能。 
　　“我”受挫于苦恋如真的失败，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藉着一封封书信创造出少女“栩栩”，期望“栩栩=如真”，“栩栩”所处的世界原本与我们所处的“真实世界”分隔，却在最后奇迹般连结起来，虽然最终“栩栩”无法“如真”，但“写物”和“语词”的两声部却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可能世界的大门——甚至托名“独裁者”的序言都充满了董启章的机心，将自己塑造出来的这部《天工开物·栩栩如真》不断拆解——恰应和了福柯那本后现代大著《词与物》，董启章摒弃以人为绝对主角的写法，而着重描写“事物的秩序”，以小说笔法写出了物嵌入人类生活、影响控制人类命运的乖张情节：能接收电波的阿嫲，将自己在衣车上缝起来的小铃，一坐上车便止不住呕吐的怪癖，甚至藉着“电报/电话”一章一吐自己对绵密通信扼杀人类情感的忧虑。 
　　还是回到此书的文案上来。张爱玲抗战烽火中的香港是一座妖冶的唱着“Hong Kong is falling down”的倾城，书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西西《我城》充满与自绘插画的互涉，黄碧云短篇《失城》又跟九七大限之前的香港电影一样惶惶不安。女性作家笔端的香港论野心最大的要数施叔青的“香港三部曲”——《她名叫蝴蝶》、《遍山洋紫荆》、《寂寞云园》，也是横跨百多年的香港历史，从开埠写到二十世纪末，但由于笔力过凝于主人公黄得云的生活遭际，对现代史上的香港仅能通过穿插进行细碎的描写，作者在第三部登场并结识黄得云的曾孙女黄蝶娘，这种交融感也是董启章采用的手法。《天工开物·栩栩如真》既为书信，又是剖白，由家世见城事，由城事证国史，家友亲朋所见所感俱在其中，不乏喜泪与悲怆。而董启章为何要如此这般来书写自己生活的城市，董氏在一次访谈中自承：“那是一种繁荣的衰落，一种膨胀的崩坏，一种丰足的贫乏，那就是自己成长年代的香港的一体两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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